李文良：2017年全球安全治理的特点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接到的命题作文是2017年的全球安全治理，做了一点功课，谈谈特点的问题。

全球治理委员会90年代提出来治理概念之后，事实上安全治理问题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21世纪时安全治理主要是欧洲学者在提出这个命题。2017年总的全球安全治理形势是总体稳定、安全能力平稳，能够确保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具有以下特点：

一、中美安全治理角色呈现一定程度的互制态势。

在学者们提出来安全治理这个概念的时候，主要指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个观点。作为安全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传统和非传统集合的问题。而事实上，在整个2017年的全球安全治理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原来美国是一个引导者、驾车者，在全球安全治理过程当中发挥着作用，而2017年它已经由驾车者变成了搭车者，由安全治理的领导者变成了滞后者。大家回顾这一年所发生这些事情，会发现三个重要事件能佐证我的观点。

12月份的时候美国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巴黎协定》计划在2016年正式生效，为2020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安排，涉及到生态安全。同时，在3号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又宣布一项美国的举措，说美国要退出联合国一项旨在改善移民和难民的一项协议，就是全球移民协议，另外，在10月份的时候美国也宣布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因是教科文组织把希伯伦定为世界遗产，而教科文组织这一行为是有反以色列倾向的。大家知道，无论是《巴黎协定》还是全球移民协议，这不但是全球问题，也是全球的安全问题。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表面上他退出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实质上这里涉及到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问题，这也是和他之后单方面宣布东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对中东地区局势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美国一年连续三次宣布要么退出协议、要么退出组织，我们看到了，他在全球安全治理当中搭便车的角色很强。

2017年的时候中国在做什么？我们有个梳理，在他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前一天，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无论其他国家立场发生什么变化，中国都将加强国内气候变化的行动，认真履行《巴黎协定》。再看一个数字，在2017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刑警第86次大会上提出一个概念“全球安全观”，这个全球安全观是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学国际关系的马上知道，这是亚洲安全观的翻版，也就是说他是把2014年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变成了全球安全观。同时我们看到1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上再次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是十八大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十九大的时候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又进行了表述。袁院长说了两项，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其实还有三项，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是什么概念？在美国往后退的时候，中国至少没看到退，一直在前行，而这种前行做的第一个是理念的缔造，全球安全理念的缔造。因为我们看到了他提出来全球安全观，同时又提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但这样，习主席在国际刑警第86次会议上又提出了中国的举措，加大对国际刑警组织行动的支持、对国际刑警执法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建立全球培训系统，为发展中国家培训5000名执法人员，在100个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刑警通讯系统和刑事调查实验，这是提升全球安全治理能力。

现在有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中美的安全治理的角色是互制，中国能不能成为引领者？中国愿不愿意？我个人感觉，大家千万要记住，中国不愿意。为什么中国不愿意？我们在十九大当中的时候明确说，有两个没有变，一个是我们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是十九大对我们国家历史阶段的地位所做的一个表述。什么概念？事实上我们国家的实力是不能允许我们冲到前面去。

   中国在安全治理当中是不是引领者，我个人感觉一定是引领者，这种引领者是被动成为引领者。大家记住，两个人赛跑的时候，得冠军的人不一定是实力很强的人。两个人赛跑的时候一直在跑，一个人故意跑慢或者停下来了，那个人还以原来速度来跑的时候，他一定是第一，这是别人给的。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问题。美国在一年当中三次退出国际协定，就意味着他已经停止了。守成、崛起的两个大国，在国际安全事务当中守成的大国已经停下来了，无论是你走还是不走，只要你不停就一定是引领者。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到，虽然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当中不可能成为、不想成为引领者，但是第一引领者停下来了，我们必须作为这个引领者。

现在习主席的外交积极有为，是不是他主动呢？我个人感觉到，从政治学到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角度来讲，作为中国的领袖，他受中国传统影响的时候，事实上他关注的是国内。我上午看专家们说，中国没有问题，国内内部的安全大于外部安全，我们最高领袖关注的是国内安全，所以说他也得关注他在国内的地位。我个人感觉到，从领袖的性格来讲、文化传统来讲，我们的习近平主席也是不愿意作为一个引领者。

我们现在有一种误解，特别是专家，我们现在要当引领者好，因为我们有规则的制定权，这个错了，事实上大国怎么灭亡的？都是在维持国际秩序当中成本过高完蛋的。

二、联合国参与安全治理受到重创、损失严重。2017年，作为重要的安全治理主体，联合国在这一年当中连续遭到四次重创。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在刚果，造成维和人员15名死亡、53名受伤，这是联合国参与治理中损失最重的一次。这让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原来没有发生对维和人员发生袭击？联合国在安全治理中有没有合法性问题和体制机制问题？

三，区域组织安全治理活力凸显。主要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倒退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区域组织在不断加强。今天上午有专家提，欧盟强化共同防务，11月的时候欧盟外长理事会期间，23个欧盟国家签署了永久性的结构合作，这是欧盟走向安全自主标志性的东西。非盟、东盟都在凸现他们在治理过程中的活跃性。（发言人为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 主任）

傅小强：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反恐乱局

谢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毕业二十年之后又重新回到校园，在这里给各位领导、专家和同学们汇报一下我对目前国际反恐形势的一点看法。

如果从美国“911”事件算起，反恐到现在已经16年了，这么多年有一个形象化的总结，那就是国际反恐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地区乱象此起彼伏，国际反恐的重心和恐怖活动的策源地也经历从巴阿地区到中东伊叙地区的转变。

今天上午、下午有些专家和领导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触及了2017的国际反恐形势这个问题，下面我把自己几个不成熟的观点和看法分享一下，供大家参考。

一、现在打击ISIS已经进入了收关的阶段。大家都知道下围棋，残局收关是很难的，大小判断得失直接关系到这个事情的成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恐怖主义这个事情的火花没有消除的话，“伊斯兰国”的火种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再次燃烧起来，目前亚欧非很多地方都有火种问题，或者有“伊斯兰国”渗透和活动的问题。现在，多个国家在中东打击“伊斯兰国”，但各国地缘的争夺、地区大国的争夺远远超出了反恐本身的考虑，这更使反恐问题复杂化。

二、国际暴恐活动进入了新的历史周期。

1、圣战分子的外溢和跨国流窜已经引起了新一轮全球暴恐的流动潮。我们可以反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阿富汗的圣战，当时导致了基地组织的产生和9.11的到来，那时候在阿富汗集聚的圣战分子是4500人，中国新疆也有几百名极端分子曾在阿富汗训练。现在来看，伊拉克、叙利亚聚集的外国圣战份子超过3.5万人，而且现在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化高度融合的时代，由此形成的恐怖分子流动、暴恐信息流动和暴恐技术传播前所未有的，所以恐怖分子产生的速度和威胁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可以从侧面理解当前恐怖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和全球性，几乎没有一国能独善其身。

2、伊斯兰国的分支在全球遍地开花，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换句话说，恐怖组织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发展基础比以前更厉害了。如果要从更长周期观察恐怖主义活动，除了阿富汗圣战这一指标和后面相关联的活动外，大家还应该认识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重要性和深远性。这是观察现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跃很重要的历史关口，要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面考虑恐怖主义活动周期的问题。现在伊朗在中东崛起，什叶派的影响兴起，导致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失衡，失衡之后产生两派及其背后地区大国之间滚动式、螺旋式的博弈，可能是导致今天中东复杂的地缘博弈和逊尼派极端势力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我们大胆往前预测一下，如果伊朗这个地方乱了，什叶派乱了的话，今后产生的恐怖主义问题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得多，或许以后的历史发展可以证明这一点。

3、基地组织现在呈现一种复兴的态势，基地组织的几大分支因为伊斯兰国挡在前面，它们在背后发展得很快了。阿拉伯半岛分支、印度次大陆分支、北非分支实力强大，最危险的是还在叙利亚发展壮大。在叙利亚，伊斯兰国虽然失败了，但是“沙姆解放阵线”麾下还有一万多外国恐怖分子，他们是被美国和土耳其选择性忽视的，并且与基地组织联系紧密，我们关心的东突恐怖分子也绝大部分依托在这个组织底下。这是我们要特别关心的问题。

三、现在国际恐怖极端势力出现向中国周边聚集的趋势，特别是在东南、南亚、东南亚一带。2017年的地区特点都反映出这种危险性。为什么危险呢，因为现在周边的地方越来越集聚了大国博弈的矛盾，大国较量有向中国周边聚焦的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想扼制我们，在中国周边的布局难免会运用到极端伊斯兰的因素、暴恐主义的因素，这是屡试不爽的，也是被历史所证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曾支持阿富汗圣战，并联合阿拉伯世界一块对付苏联。

四、美国9.11之后筑起来的国土安全防线已不适应新形势，现在需要进行修补。这个修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后恐怖主义新的流向。这是有个木桶短板效应问题，恐怖威胁总是从短板处渗透做乱。

下面我说三个预测：

一、恐怖主义的重心可能重新由中东向亚洲地区、周边地区回摆，阿富汗现在已经出现各种暴恐因素潜滋暗涨，相关的威胁值得关注。

二、国内与国外的“三期”共振问题。现在新疆进入暴恐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和介入治疗阵痛期。在周边地区，国际恐怖主义也进入暴恐蓄势期，极端思想滋长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在周边的利益拓展期。暴恐蓄势期即恐怖势力在储备力量，在周边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塔利班已经分化更难解决，更容易被外界势力利用，基地组织也在这个地方大量存在，阿富汗北部成为国际恐怖组织新的策源地。极端思想滋长期，巴基斯坦等周边穆斯林国家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对中国境内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利益在周边拓展，需要同步推进与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外部的三期和内部的三期叠加，会产生很多新问题。

最后一点，怎么看美国在这其中的因素？这个可以讨论的时候展开。总的来讲，反恐是诛暴、救乱、治乱的循环，诛暴这个问题上可能大家有共同点，但是在救乱和治乱这个问题上开的药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药方，但是美国开的也许是另外一个药方。（发言人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

赵宏图：国际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

谢谢主持人，谢谢达巍老师的邀请。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安全，我谈的是能源安全，但是我谈的内容和今天的主题稍微有点不太一致。今天上午和下午大家也谈到了能源安全，而我的一个感觉是，能源安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去安全化或者说去军事化的趋势。

上午田院长提到了金融安全很重要，我想说的是传统能源安全没有以前那么重要，或者说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重要。田院长曾提到过，美国一个将军说，要用美军来保卫美元。一方面，我对美军能否及如何保护美元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在能源问题上，我不太建议解放军来保卫能源，或者说能源问题不太需要解放军来保卫。当然，对此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

相对于今天谈到的很多热点话题，比如中东、半岛、反恐等问题，今年的能源领域比较平淡。如果非要列出两个重大的事件或者新闻的话，一个是燃油车的禁售，在年中，英国、法国、德国等提出在2040年或2030年要禁售燃油车，我们国家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另一个是特朗普的能源新政，今天也有提及。这两个话题在我看来是今年能源领域最大的热点。与这两个话题直接相关的是国际能源转型，燃油车禁售在能源转型方面具有正能量，而特朗普能源新政恰恰与这个趋势相反。

能源转型成为今年很多会议的主题，如国内双十一期间举办的中国能源年会（第九届能源企业高层论坛）的主题就是能源变革与转型创新。关于能源转型，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可能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也是最近几年非常热的话题。这其实是能源结构低碳化和多元化的一部分，主要是指主体能源由化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能源低碳化还包括化石能源本身的低碳化，也就是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

关于能源结构转型有一个方面大家谈得相对较少，就是能源系统的网络化和智能化。以前大家谈能源安全大多谈的是油、气，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能源电气化趋势。2016年有两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数据，一是全球电力行业的投资超过了油气行业的投资；二是在美国《财富》杂志2017年发布的世界500强榜上，我们国家电网公司排名首次超过石油公司，排名世界第二。这都说明未来能源电力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与此相伴的还有分布式能源的兴起，能源系统由原来的集中式向分布式和集中式综合的能源系统转变。此外，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数字能源等也值得关注。

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发达国家在技术等方面相对领先。尽管特朗普能源新政出现某种倒退，欧洲面临新能源补贴消减等问题，但总体来讲，发达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其后发优势比较明显。一些产油国也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比如说沙特、阿联酋等。石油公司也在逐渐向全方位的能源公司转型，一些石油公司，如壳牌，正在转型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并加紧布局新能源业务。

能源转型是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前景乐观，但是路程还很长，挑战还很多。除了本身技术、环保等问题外，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解决。化石能源是否及何时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储存和转换技术的重大突破。我认为高密度储能电池的重要性有望和当年的蒸汽机、内燃机相媲美。

接下来再重点谈一下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理念的调整。上一节大家提到的能源安全概念主要是传统能源安全，以前人们谈得比较多的是石油供应的安全，未来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多元的能源安全概念，既包括供应又包括价格，也包括低碳等。不仅要关注石油，也要慢慢转向天然气、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等，由注重供应安全转向关注使用安全和需求安全。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国际安全，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战争与和平，现在更多是人类安全与发展。从能源角度来讲，以前的主题主要是能源的博弈和地缘政治，现在更多的是可持续发展。相对以前，能源的战略属性显著下降。我个人认为，能源问题的核心，正在逐渐由安全转向发展。今天有很多人提到，在一些领域，我们国家内部的问题可能多于外部风险，能源领域也是如此。此外，随着能源系统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网络安全可能成为能源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中国而言，最近几年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在清洁能源领域，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引领者。也就是说，中国在清洁能源发展上，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世界能源市场的走向。但我们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能源观和能源体制。我们的能源观相对滞后，以前过多强调石油短缺，过多强调能源战略属性，过多的把它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这一定程度导致了我们把一些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提升到国家高度，导致了市场改革的滞后。就未来的趋势和思路而言，我认为，我们在能源转型方面应大力推动市场化和能源体制的改革，包括推进碳交易市场、能源互联网建设，提高我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成为未来我能源问题的核心、能源安全的重点。（发言人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研究员）

刘锋：印太战略格局下的南海地区安全

非常感谢达巍主任的邀请，我原本是抱着听一听，享受国关饕餮大餐而来的。达巍教授说要安排发个言，那我就简单谈一点看法。首先感谢国际关系学院，今天上午一进校园感觉特别亲切，我爱人去年在国关毕业，读的在职研究生，所以对国际关系学院的培养，对刘慧书记的关怀表示感谢。

刚才胡波研究员从全球的视野谈了一下海洋安全问题。我从区域的角度谈一下海洋安全，我一直从事南海研究，所以想结合一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就南海地区安全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对于印太战略，现在从之前的概念层面走到了政策台面，但是距离真正实施并发挥作用，我认为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印太战略的提出也不算特别新，作为概念已经由来已久了，但是近年来明显升温，有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各自的战略需求在里面，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来，看起来是前任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再拓展、再延伸，至少画了一个比亚太区域更大的势力圈。而从全球格局看，它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收缩，或者说是新的调整，从之前的太平洋、大西洋两大洋，调整为现在的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特别是美国相对实力显著下降的态势下，美国能否承担起构建新的印太战略格局的重任?换句话说，印太战略能否如预期的那样快速推进?我个人认为值得商榷，持疑人士也不在少数。

之所以说印太战略实施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困难也比较多，主要有几点认识。一是美日澳印的四边形结构，四边形具有它天然的不稳定性，美日澳印尽管有一致的共识，特别是在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或威胁方面。但它们各自也有各自的算盘，战略盘算和利益算计一个比一个精，要真正形成合力绝非易事。我昨天参加环球的年会和一个印度学者进行交流，他说千万不要看媒体报道印太战略如何如何，而要看实际行动，至少印度就不会像日本、澳大利亚那样起劲地鼓噪，印度致力于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独立自主意识相当强，并不太愿意受制于某个战略集团。

二是印太区域内的国家不会一味跟着美国的步调摇摆，现在特朗普政府频频“退群”，面临较大的战略信任赤字，很多国家不一定会处处追随美国了，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跟得那么紧了。南海周边一些国家会不会跟着美国走？我认为肯定会有明显分化。甚至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只要把东南亚国家拉住，特别是把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拉住了，印太战略就失去了抓手，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当然，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但至少说明美国在东南亚呼风唤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三是印太战略推出不久，有关各方的战略利益和诉求还在调整和分化组合当中，免不了摩擦和调适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印太战略距离大规模铺开还需较长时日。

至于说印太战略对南海安全局势的影响，我认为要从两方面看，既不要等闲视之，也不要过度反应，说风就是雨，特别是不应因此而乱了我们的阵脚，中国作为大国，必须要有大国的定力。对于我国周边安全局势，我个人的总结：2016年主要是犯“南”的问题，2017年主要是找“北”的问题。当然，2017年南边也并非风平浪静，包括西南边疆发生的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也险些酿成重大危机，但说到底还是聚集于北边的朝核问题，这也是全球最为瞩目的焦点问题，中美南海较量趋缓再自然不过。

2017年《环球时报》年会组织了一场夜话交流会，让与会嘉宾根据自身研究专长预测一下2017年的中国和世界。我当时印象很深刻，达巍教授也在场，他发言说既然是预测，那就不妨让各位专家亮一下之前的预测观点，到底靠不靠谱？晒一晒便知。我记得我当时的预测，那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十分微妙，先是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引发轩然大波，后是中国在南海截获美军无人潜航器致使中美龃龉。在当时的特殊情形下，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随美国的步调起舞，可以让特朗普总统先“飞一会儿”，后事自然见分晓，南海不会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回过头来看这个判断对不对？我今年参加《环球时报》的年会，同个别参会嘉宾私下交流笑言，国际问题预测是个算命先生的活，预测对的都应邀参会了，没预测对的恐怕都被挡在门外面了。

至于对未来一段时间南海安全局势的预测。众所周知，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南海是它的侧重点，也一度成为风暴眼。中美、中菲之间围绕海上一线战场、法律战场、国际舆论战场等短兵相接，中美一度硬碰硬，最终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南海区域呈现新局面，争斗的一面下降，合作的一面上升，南海博弈进入间歇期，各方也都在调整新策略、谋划新作为。

现在美国推行新的印太战略，南海作为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战略通道，堪称印太战略棋盘上的“棋眼”。那么，美国会不会把南海的“溃疡面”重新撕开，南海会不会重又变成风暴眼？当然不能排除。必须看到的是，南海局势尽管明显降温了，但根本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仍然没有破解。换句话说，所谓的溃疡面只是简单止血了，而病灶依然在，并没有被切除。后续怎么办？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着力维持当前良好态势，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培元固本”，把来之不易的区域稳定、合作的势头保持住，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

东南亚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十九大后首次出访，选择的都是东南亚国家。我个人理解，东南亚是我国周边最“柔软”的区域，也是战略互补性最强的区域，经略东南亚天时地利人和，大有可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到南海岛礁建设积极推进，我们在南沙海域增加了十几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这是一项无论如何也忽视不了的重大突破。此前我与东帝汶一位学者交流，他说中国似乎比东帝汶更像东南亚国家，无论是地域还是联系紧密程度上，中国比东帝汶要近得多。

基于前一阶段的基础和有利态势，今后要应对印太战略格局下的南海安全新矛盾、新挑战，我觉得需要从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主动塑造地区安全新格局。尤其是考虑到当前印太战略尚未完全成型或者说定型。我们还有机会去引导和塑造，至少可以施加一定的积极影响，避免最坏的局面出现。

二是有效深化中国与东盟关系。特别是要为双方关系发展注入新内涵、增添新动力。核心是要为东南亚地区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地区安全产品。我们在此方面一直存在短板，以致于东南亚某些人士诟病我们说的大、做的小，说的多、做的少，因此是时候补齐这方面短板了。现在我们着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加快“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进程、探索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都是奋发作为的重要体现。

三是积极谋划以合作促安全。重点是以经济合作为纽带促进安全等全方位领域的合作。针对美国在印太画的更大的圈，我们如何应对？我觉得应发挥我们的经济优势和合作长项，在南海经略方面做文章，以区域经济融合谋求共同安全。某种意义上而言，南海与我们国家的国运命脉有一种特殊的联系。1947年，蒋公曾在南海画了一个圈，这就是南海断续线，成为我国南海权益主张的重要法理基础和宝贵历史遗产；1979年，邓公在南海画了一个圈，我国改革开放从此杀出了一条血路，也成就了深圳今天的荣光。2017年，海南省地方层面提出了极富雄心的打造“泛南海经济合作圈”的构想，这擎画了一个覆盖南海和东南亚周边的更大的圈，至于说能否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我认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人们有理由保持更积极的期待。

（发言人为海南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基地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