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了顶层设计，并集中概括为“两个构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之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与世界未来提出的新思想、新论述和新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描述，也是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在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新型国际关系则是国家间关系应当奉行的一套准则。只有在国家间普遍实现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够实现。

11月20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坦桑尼亚患者排队登上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准备就诊。和平方舟医院船于19日抵达达累斯萨拉姆港，开始对坦桑尼亚进行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李斯博 摄）

向世界阐述“新”在何处

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常常伴随该国提出的有关国际秩序与人类未来的独特理解与主张。中国在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两个构建”，符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普遍规律，非常自然，也十分必要。不过在此过程中，崛起国家需要将自己的话语、主张说清楚、讲明白，让外部世界更好地理解。这本身也是国家崛起能力的一部分。目前，国际上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还有很多疑问，需要我们给出清晰有效的回答。

在具体政策层面，一个常见问题是，新型国际关系究竟“新”在何处？与之相对的旧国际关系是什么样的？换言之，通过倡导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主张什么，反对什么？

从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到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回答过这一问题。归纳起来，一是在政治上，要主权平等，不要以大欺小、以富欺贫；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不要强推某种发展模式；要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要“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要多边主义不要单边主义；要国际法的统一平等适用，不要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和则弃”。二是安全上，要对话协商不要对抗冲突；要结伴不要结盟；要共同普遍安全不要强国的片面安全。三是经济上，要均衡的全球化，不要自由放任、无节制的全球化；要共同发展，不要以邻为壑、自我封闭；要共赢不要强者独占、零和博弈。四是文明文化上，要文明互鉴不要文明冲突。五是在生态上，要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不要为经济利益牺牲人类家园。应该说，这些表述已经清晰、具体、细致地在政策层面回答了外部世界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疑问。

完善现有国际关系范式

在政策层面之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中国学术界作出回答。这就是相较于现存的国际关系，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一种国际关系的范式性转换，还是既有范式下的改革与改良主张？

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类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形塑人类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力量是强力。在这种“丛林”状态下，所有国际行为者都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不过在历史实践中，国际关系从来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无政府状态。特别是近500年来，国际秩序至少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范式性转换。一次是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代表，在现实主义思想基础上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平等原则，“丛林法则”受到了一定的约束；第二次是在英美等国的崛起过程中，公海航行自由、自由贸易、国际法治等自由主义成分逐渐进入国际秩序。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加强版的现实主义国际秩序观念与快速兴起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念的嫁接、混杂的产物。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是这一秩序的创建国之一。

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当中，既包括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国家内政不容干涉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念；也有强调人类相互依存、追求集体安全、强调国际法的普遍适用、追求国家合作中的绝对收益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分。也就是说，新型国际关系是在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关系体系框架之内，建立在人类过去几百年对国际关系不懈探索的基础上。正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的，“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应该说，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国际关系的再一次范式转换，而是在现有范式内的一次改革、完善与强化。

独特身份造就中国主张

当然，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并非简单重复其他国家和前人的观点。新型国际关系建立在中国独特身份与历史经验之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近代历史上饱经苦难的国家，对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原则格外珍视。中国的主张，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追求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呼声。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强国，中国对国际冲突与对抗的风险格外警惕；对部分国家以维护国际制度、国际规则为名，追求本国狭隘国家利益、奉行双重标准的现象格外不满。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对当今世界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体认格外深刻，对实现合作共赢格外渴望。最后，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面对西方文化相对强势地位，对于文明交流互鉴的愿望格外强烈，也具备超越西方文化强调竞争冲突、二元对立特性的文化能力。只不过，这些“中国特色”应该并不是国际关系的范式转换，而是在现有范式内，强调现有国际关系准则的真正落实、强调现有准则中被忽视的方面，也强调现有国际关系体系根据新的国际环境与时俱进。

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对现有国际关系范式的补充、改革和完善，与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论断是一致的。中国并未试图推翻现有国际体系并另起炉灶。不过在学术层面，未来如果中国学界能够真正突破现有国际关系范式，提出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真正实现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理论范式，那必将是中国对人类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新型国际关系还是一个可以不断发展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对这一前景，中国学术界应该当仁不让。（作者达巍为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