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当前的中国国家安全环境

沈丁立    《探索与争鸣》2011年04期

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属于小至国家政治、大至社会科学的范畴。对任何社会科学的认知，都有一个相对正确性的问题。即便对同样的事物，不同的观察者基于不同的角度，譬如教育背景、价值观、利益等，仍可得出有所差异甚至十分不同的认识。所以，就目前的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学术界、政策界意见纷呈，本身并不奇怪。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才奇怪。通过表达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展开辩论，将有助于相对更为正确地接近事实真相。就当前的中国国家安全环境，通过展现各种视角的观察，也将有利于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本文写作就是基于这一意图，旨在提供一种分析视角。

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中的消极因素

近年来，美国的战略重心有向亚太转移的趋势。［1 ］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谋篇布局，加强同东盟一些国家以及日韩澳甚至印度的政治与军事联系，美国政府及其高官不断表现出对中国发展的忧虑以及对我国扩展防范的重视。自去年以来，美国对华关系屡次出现严重波折，美军在我国周边强行显示武力。而与此同时，中日之间接连冲突。在主权争议问题上，日本一度姿态高调强硬，国民对华情绪相当抵触。美国重申其对美日安保协议的解释，明确将以武力支持日本的领土主张。在朝鲜半岛，去年接连发生韩国军舰沉没与延坪岛炮击事件，美国对此均高调宣示，并借机加强同韩日的安保同盟。这一系列行为，在表面上难称对我国安全有利。

美国在南海水域加强出没，加紧收集我国海洋安全资讯。对我国加强对南海权益的宣示，美国十分不满。在去年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政府率先公开对华指责。这一问题，未来还可能发酵。美国高调重返东亚，正在修复与提升它同东盟一些核心成员的政治军事关系。美国近年来加强同印度的政治与防务关系，不惜修改国内法并推动放松国际限制，以突破美印民用核能合作。美国以反恐为由，在我国周边一些国家驻军，并在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已对反恐议题降温后，继续维持其在华周围以反恐名义部署的军事存在。以上这些，同样无法使中方感觉美国在我国周边的能力构筑与意图构想是对华友善的。这类情形，还可以开出更长清单。要使国人相信美国对华遏制，似乎并不困难。

维安必须以我为主

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没有也不可能一边倒。在存在一些消极因素的同时，还存在很多积极因素。我们不仅要看到外部某些方面对我国显示敌意，还要看到诸多对我国有利的外部因素，两者都在起作用。正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形成了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

首先，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是内外互动形成的，而非任何一方的作用单独造成。在相当程度上，它是我国自身内部作用的结果。譬如我国结束十年动乱，这就给我国根本改善了国家安全环境，不仅我们可以从此安心发展，通过稳定谋取安全，而且也使他国能够放心：中国不会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贫穷。这就有助于他国对我国减少防范，进而塑造邻国对华正常往来的意愿，并使我国感受到外部安全环境在逐步改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环境改善的整体逻辑和后果，其结论基本不受去年一年中我国周边关系波折的影响。

其次，我国内安外睦的长期实践，已给自身实力带来良好的提升机遇。我国经过较短时间的努力，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外贸总量也攀升全球第一。这是我国励精图治、谋求合作的结果，也使我国更有能力作用于国际社会，在一个相互更为依赖的世界环境中，塑造他国对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积极姿态，可以使我国更加安全。譬如，我国主要的周边国家纷纷把中国作为其最大贸易伙伴国，这说明中国消费这些国家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已显著增加，而中国也在向这些国家更多地提供其经济与民生发展的必需物质。双方经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有助于彼此以和平手段来解决矛盾，这是中国进步所带来的我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塑造安全环境的动力。

再次，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给自己带来空前强大的物质国力。就经济产出而言，我国GDP在去年超出日本0.7%，今年可能超出日本10%，几年后就将超出日本一倍，更为接近美国。这是按官方汇率判断，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的中国经济产出可能已超美国1/3（按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二元计算）。如此国力必然体现在国家防务中。以2010年我国国防预算而言，以官方汇率折算的我国780亿美元军费，已超日本50%，并超印度150%。按照2011年我国6011亿人民币的军费，我国防务开支能力将更超日印。不久之后，我国GDP和军费均将超过日印之和。这些因素无疑将增强我国在与它们交往中，以自己的意志塑造国家安全环境的能力。

目前我国的维安手段以及成效

由于我国长期执行与邻为善的政策，又由于国力快速跃升，我国在同周边国家相处中正发挥着更大作用。我国以单边、双边、多边及地区等各种方式，在诸多层面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环境。

单边的方式。在维护我国对钓鱼岛主权的诉求中，我国坚决反对日本的不当主张，维护我国在该区域的渔业开发权。在去年相关争议激化后，我国坚持对日施压，以强大的综合性措施迫使日本妥协。此后，中方宣布将对该水域进行常态性巡视，显著提升对我国主权宣示水域的管控。在南海方向，近年来我国海监部门显著加强了对在我国主权宣示水域作业的本国渔业人员的保护，并对侵犯我国权益的他国行为进行劝解与处罚。

双边的方式。我国加强同周边国家的良性互动，共同维护双边在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印之间从无边界，双方均不全面接受对方提出的关于边界的单方面主张，两国谈判达成共同可接受边界的努力仍在进行。在继续边界谈判的同时，中印于1993年9月和1996年11月分别签订《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共同努力维护这些协定，避免发生武装冲突。2005年4月，中印签署《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确立将实际控制线转化为边界但要做适当调整的原则，这使我国西线安全获得有益保障。

多边的方式。单边和双边是国家防务与外交的基本形式，多边或次区域的外交则是我国外交新课题。冷战结束后，我国已在此方向走出坚实步伐。在苏联解体后，中苏边界谈判转化为我国同前苏联与我国接壤地区相关独立国家，即俄罗斯等一些中亚国家的集体性多边谈判，并告成功。在此基础上，各方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将多边边界谈判机制转化为中亚共同安全合作机制，尤其注重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分离主义等对该地区国家与人民构成的共同威胁。目前，上海合作组织经多次扩展与升级，已逐步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中亚地区安全合作与发展共同体，我国对此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凝聚作用。这一机制已成为打造我国北疆国家安全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

围绕朝鲜半岛去核化，已形成具有八年历史的“六方会谈”机制。“六方会谈”的主要目的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核心是朝鲜不发展核武器。从这一目标而言，它迄今并不成功，所以它是防扩散理想主义的挫折，也是安全现实主义的新佐证。但“六方会谈”还有其他目的，即朝鲜的正当安全应得到尊重，朝鲜半岛的稳定应得到维护。迄今，朝鲜发展核武，但它没有对外动用核武。客观上，由于朝鲜发展了核武能力，朝鲜的敌对方对它首先动武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即使朝鲜去年对延坪岛进行炮击，但韩国和美国并未还击，其中不无受朝鲜核武威慑之因素。

地区的方式。我国在塑造国家安全环境的过程中，从擅长的单边与双边方式，逐步走到了多边或次区域领域，并取得经验与成功。冷战结束以来，对我国塑造国家安全环境更具考验的一面，是同地区性的国际安全机制接触，同更多的大国、更多的邻国共同协商涉及地区的具有一定共通性的安全议题。譬如，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讨论具有一些共同关注性的安全问题，如地区性防扩散等。

在此领域，我国还在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但还有顾虑。关键是，在单边行动中各国都以己为主，通常没有主权让步。在双边协商中，相关两方通常需对纠结的国家利益作出妥协，在主权问题上常互有得失，只因外交机密通常受国家保护，所以民众往往不知。在多边领域，对权益的易让更为敏感，因此像“上海五国”机制那样协商边界问题并能达成协议的情形，殊为难得。而像“六方会谈”旨在要求朝鲜放弃核武这一朝鲜核心国家利益的谈判机制，它之所以仍未成功，原因在于朝鲜的对立方不会放弃同朝核相当的核心国家利益。

中国参加地区安全进程已有十多年，从谨慎到有所自信，然而自去年起因时局变化复显焦虑。1994年我国决定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并且同意从1995年起就安全和政治问题举行年度高官会晤，但初期我国参加这些多边机制往往消极被动，担忧被多边所“套”。但加入后我国逐步发现束缚与反束缚往往同存，积极参加才是防止被“套”的有效途径。由于这类多边机制往往采取协商一致方式，其决策模式难以凝聚共识，当然也可避免因意见严重分歧而导致机制破裂。

2002年，我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了被称为“南海行为准则”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准则禁止任何可能恶化该地区局势的行为，并鼓励建立声索国之间相互信任和合作的行为。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南海声索国之间矛盾加深。此时美国高调介入，在获得东盟一些国家支持的同时，加深了中美猜疑，这被不少国人当作美国战略围堵我国以及我国外部安全环境恶化的证据。面对东盟一些国家推动协商真正的“南海行为准则”，以及要求以多边方式解决相关争议，中方目前恐怕都有保留。

全面看待消极因素

上文已述，我国国家安全环境同时存在两面，其消极一面不容忽视，但更要看到整体积极一面。这是由于我国30多年来持续和平建设、诚意对待邻邦所致，也由我国国力日隆、外交手腕日臻成熟所带来。

即使对目前面临的一些消极因素，我们也需客观评估。要认识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是中外互动所致。其中我们是主体，而且是相当庞大的主体。不能当我们取得成绩时，就把成绩都当成是我们主动营造而成；而当我们面临困难时，就认为那些困难必然都是我们的对手所强加。对客观事物需要客观分析。

我国国家安全环境新近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三部分：一、美国高调介入；二、海洋方向受压；三、东亚更多不稳。本文将对其逐一分析，试图说明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双向“安全困境”。不仅他方在我国周边的能力聚集给中方增加压力，我国的迅速崛起也在快速改变地区安全格局，或者说我国崛起——尽管是我国的权利——首先引起中外双方的安全困境。即使我国能力崛起纯属我国主权，但主权的这种表现对于他方而言就是其国家安全环境的外部压力。在论述我国面临何种新的安全压力时，不可不顾及邻国也许在其视角下也面临着它们认为的压力，而这恰恰是我方需要去努力减少的。

在海洋方向，由于我国已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必须依法办事。在此之前，还须厘清我国与海上邻国的海洋划界。我国有某些历史性主张，这类诉求本身为国际法所允。但周边一些国家与我国存在诉求重叠，迄今相互间没有完全解决这类海上权益争议，这已引起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争端加剧，对所有声索国都不利。同样在海洋方向，中美争议也在增加，两国对沿海国海上专属经济区的认知有重大分歧。美国海空力量历年进入我国专属经济区，都遭到我国持续反对。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无法感到安全环境改善。

朝鲜半岛局势动荡，这个问题同时聚集了地区稳定、防扩散以及海洋安全等复合挑战。去年韩国“天安”号护卫舰沉没，引起地区局势的剧烈动荡。11月韩国在延坪岛一带开展“护国军演”，期间朝鲜对延坪岛炮击，引起世界严重关注。美国海上重兵器借机靠近我方水域，引起我国不安。去年美国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强化与韩日的军事同盟。联系到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针对我国的态势，以及它武力挺日、武器输台等一系列表现，中国有理由感到忧虑。

消弭双向安全困境

如何看待以上提到的问题？如何提取新的分析视角？以下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南海方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我国于1982作为签约国加入了该条约。根据该条约，我国获得海洋基线外12海里的领海、此外12海里的毗连区，以及包括上述水域在内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他缔约的沿海国也获得同样权益。沿海国的相关权责，从其加入公约起就存在，而与其是否批准公约没有关系。

中华民族的先辈在南海地区有着悠远的使用和开发历史，我国历史上一些政府在不同时期，对我国在南海的权益有不同的局部性诉求。但对几乎整个南海提出完整诉求，则源于1947年的国民政府。当时提出了“十一段线”，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基本继承（只是将“十一段线”改为了目前的“九段线”）。不过，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都未以国家立法的方式对我国的南海主权予以诉求。由于是断续线，其法律涵义并不清楚。譬如，对断开的缺口，是否意味着外国船只从这里进入就不构成违反中国国权，对此从来不清。目前，我国海监部门可能会保护在“九段线”我方一侧从事渔业活动的中国公民，不允许外国公民在这片水域进行经济活动，但未必阻止其进入。

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以外的海区就是公海。对位于公海的岛屿主权诉求，并无一定不当，声索成功后还可取得其周围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但问题在于南海地区还有其他声索方，甚至由于地理原因其他一些国家已对我国声索的岛屿实行了占领。同时，南海还有大片水域不在任何区内岛屿的200海里内，所以我国诉求全部南海水域，受到了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阻碍。这个条约还不允许对暗礁提出诉求，因此势必引发我国对曾母暗沙诉求的法理问题。

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认声索国基于“历史性证据”的权利，但我国从1947年开始的对全南海的诉求有多少历史性价值，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周边邻国的接受，都有相当不确定性。但随着我国快速发展，我国对海洋资源开发的需求和动力在增加，我国维权的能力和决心也在升高。这样，中外必然产生更高的双向“安全困境”。在我国感到安全环境受损的同时，与我国有争议的东盟国家恐怕也更多地感到不安。

在南海方向上，要解决中国与一些国家共同具有的海上安全困境，我们依据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历史性依据”。但公约理论上对各国是平等的，我们的“历史性依据”并非没有争议，更何况“九段线”宣示本身并无国家海洋法律依据。如此情况下，要南海其他声索国都接受我国主张并不现实。当我国海监部门在中外声索交叠海域（尤其是在他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采取行动保护我国渔民时，势必造成他国政府以及民众对我国不满，使得美国介入有机可趁。需要指出，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签署国不可采取武力解决海上领土争端。这固然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但也削弱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方的维权自由。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有两方面。其一，美国自去年起公开介入我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的争端；其二，美国对我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限提出挑战。长期以来，美国军机军舰在这一区域活动，对我国进行抵近侦察，这被我国认定有悖“和平使用专属经济区”，从而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美国认为：世界上没有国际法认为抵近侦察可被视作“非和平”行为。因此，中美双方认知差异悬殊。这导致了2001年中美军机在海南岛西南空域相撞，也引起2010年美国海军“无暇”号情报船在我国南海专属经济区从事情报活动，从而与中方船只对峙。目前，中美尚未消除对在专属经济区各自权益认知的分歧，这类对峙事件还可能再次发生。

有报道称，中方有些人士去年在一些场合可能提出“南海涉及我国核心利益”。中美官方对此真伪未予确认，但我们可以对此严肃解读。笔者认为，在南海地区我国领海只有12海里。对于我国的领海与领土，它们是中国国土，自然是我国核心利益。但12海里外，甚至远至我国诉求的南海外缘，均非我国领海，它们或为我国的领海毗连区，或为领海以及毗连区外的专属经济区，或为虽不是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天然认定的我国权利海域，但是经由我国传统诉求而获得的利益区，尽管并非领海。对于我国在南海以及其他海域的利益轻重，我们需要给予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之区分。核心利益的范围应该很小，它应只限于领海。［2 ］

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国际公法与规约以及我国的国家法，并同历史证据相结合，那么我们遭遇的困难可能会减少，尽管不会消除；与我们相争议的他方所面临的挑战，自然也会减少。我们在天然地使用主权论进行自卫时，也要熟悉与习惯使用法律来维权。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我们已习惯将不同国家的经济主权进行交换，甚至共同接受国际贸易仲裁。也许将来更多国家会更加开放，变得在政治上也可进行利益交换，包括接受相应的权利仲裁。

二、黄海方向/朝鲜半岛

在朝鲜半岛方向，各国十分关注地区稳定以及朝鲜弃核，这两者存在一定关联。朝鲜拥核可能造成半岛以及东北亚不稳，但朝鲜拥核可能正是地区不稳所促使。此外，朝鲜拥核可能不必然地导致地区不稳定。从人类发展核武器的其他案例来看，不是所有那些发展了核武器的国家，都因为有了核武器而造成国际社会的不稳定。中国就是典型的一例。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因美国威胁而起，但中国发展了核武器却没有引起其周边环境的不稳定。没有哪个核武器国家因为中国有了核武器就对中国发动进攻，美国可能还劝阻过其他核武器国家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打击。中国发展了核武器，并没有刺激东亚其他国家效仿（印度可能不这么认为）。如果中国发展核武未必损害地区稳定，为何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必定与此不同？

美国曾将核武部署在韩国，直接对朝鲜民族构成威胁。美国政府长期认为朝鲜是“邪恶政权”，朝鲜不可能因此感到安全。既然中国面临美国威胁可以发展核武器，既然美国迄今还向台湾出售武器、干涉中国内政，而中国因此绝不可能在现阶段放弃核武，那么一个同样面临美国威胁、而且力量比中国远为弱小的朝鲜就不能发展核武？

《联合国宪章》认定各国平等。发展什么武器属各国内政，他国不得干涉。美国不应干涉中国发展核武，中国最好对美国发展什么核武也不要干涉。按同样道理，朝鲜发展核武是其国权。当说朝鲜发展核武不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不要忘记我们曾长期不愿加入这种歧视性条约。我们可以放弃反对立场转而加入该条约，但恐怕不宜要求他国也接受我们的新意志。联合国安理会确实通过了许多限制朝鲜发展核武或导弹的决议，但比这些决议更有权威的是《联合国宪章》。根据宪章推导，当朝鲜发展这些武器只是为了自卫而非侵略时，对其这样的主权不应进行干涉。

显然，“六方会谈”历经八年而在其主体目标上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主权国家朝鲜认为核武器是其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而国际社会要其弃核的努力实质上是损害其主权。朝鲜一方和其他五方在安全观和主权观上的重大差异，以及其他五方一些国家相互间的安全矛盾——譬如中美间的严重不信任——使得这个弃核进程无法向前。朝鲜从八年前还未核试爆到目前已进行两次核试爆，就是这个进程的逆向发展。

如果说朝鲜利用“六方会谈”时机来获得和平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图谋可以预见，“天安”号遇雷沉没也未必由朝鲜所为，但朝鲜去年11月炮击延坪岛就缺乏法理和道义依据。延坪岛是韩国的，朝鲜对此承认。朝鲜也曾承认延坪岛韩国一侧水域属于韩国。虽然韩国在同朝鲜如此接近的水域开展演习有所不智，但仍属其权利范围。在这种背景下，朝鲜向延坪岛韩国军民炮击，不仅侵权，而且损害民族大义。对如此清晰的是非曲折，各国都应说清楚——批评韩国不智，谴责朝鲜侵犯。可惜，不是各方都能或愿将此讲清楚。由此造成的后果十分不利——不利于明辨是非、不利于韩国信服、不利于美国冷静，还易于激起我国民众对美韩的反感，而本来韩国因遭炮击而自卫、美国作为盟国前来援助并未不当。

自“天安”号沉没后，鉴于各种考量，也包括由于中国的坚决反对，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没有进入黄海。但在延坪岛事件后，美国不顾我国意见，还是派遣航母进入这一水域（靠韩国一侧的黄海）。在客观上，或者是美国直接对朝鲜形成了可信威慑，或者美国通过中国与朝鲜的联系，使朝鲜确信局势的严重性，从而迫使朝鲜不再兑现将不对韩国在去年12月再度演习进行打击的诺言。虽然我们不希望美国航母进入如此接近我国的海域，并不希望朝鲜由于韩国演习而再度发动攻击，但毕竟是在美国航母实施可信威慑后朝鲜放弃了不当立场。

我们希望半岛和平，但和平需要付出。这付出的成本其实不大，就是对韩国的不智进行批评，对朝鲜的炮击进行谴责。［3 ］只有做得公平，才能获得公信，才能成功居间斡旋。这一点，我国做得不甚成功。而在更早时，我们对朝鲜弃核就要思考清楚，弃核在主权上为朝鲜不可接受。过于推动则会使我们对朝鲜失去公信，不仅解决不了弃核，还会伤害中朝关系，无论是正常的中朝关系还是特殊的中朝关系。

美国重兵器进入靠近我国的水域，我们不必严重反应。首先要看它有何理由。其实“华盛顿”号在过去作训时也曾进入黄海，对此我们并没有严辞反对。在韩国军舰出事以及韩国国土受侵时，美国作为盟国出面援助有其正当性，更何况在朝鲜发动炮击后美国并未还击，它只是显示一下支持韩国的决心。从具体案例看，美国舰队进入黄海是为了震慑朝鲜，是为了地区稳定，同中方根本目的也一致，只是我们反对美国使用这种方式。若我们先取更为主动、明辩曲折的做法，既可为维稳直接做出贡献，又可在同美国对话时占据主动。

在中国战略武器威慑面前，中美处于数量非对称的“相互确保摧毁”关系。至少在这个层面，我国很安全，大可不必为一个或几个美国的航母舰队靠近我国担忧，更何况我国的国家安全体系还有其他多重保障。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正确的安全观，那就是认识到中美在半岛稳定方面利益一致，中美需要共同为地区稳定做出贡献，无论是外交努力还是防御性威慑，都应相互理解。若是不愿意看到以威慑达到和平，各方就更要穷尽政治手段，对地区中不负责任的所有行为方予以批评。

即使美国重兵压境，也完全不必紧张。因为事出有因，首先不是针对我国，尽管在威慑上对我国也有震压之意，但我们在政治上却偏偏要回避做这种自我联系的解释。要有勇气看到美国在客观上震慑了朝鲜，才更有可能使这一地区恢复宁静。中美政治经济安全联系广阔，损害中国必然造成美国自损。更为聪明的办法，是在我方对朝工作充分的情况下，要求美国海军远离黄海，或者同我国海军共同演习，联合宣示反对半岛任何一方挑起事端的决心。

三、美国重返东亚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炒作“重返东亚”，我国一些人士对此有所顾虑。其实这也不必，因为美国从未离开东亚与亚太。美国从冷战早期起在日本和韩国实施军事部署，其力量从未离开，何谈重返？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长期有军事存在，它利用最近十年的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一些中亚国家驻军，因此完全不存在它要重返东亚。

但美国用这种说辞告诉亚太一些国家：不必担心中国。如前所述，中国在近年对南海权益的表述与维权上有所着力。所以美国借支持一些东盟国家之际，投其所好，在这一地区扩大影响力，以图与中国竞争。显然，这又是一个双向“安全两难”问题：中国崛起引起地区力量改变，美国介入力图维护其传统主导格局，但美国的努力又被中国看作是在损害其国家安全环境。

以悲观主义的论点，我们将永远看不到希望。明明是中国借改革开放之力引起地区格局朝着对华有利的方向发展，有些人士却只看到美国加紧阻遏我国。事实是，既有美国加紧围堵，更有中国以极快速度崛起。美国在冷战期间围堵我国无效，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社会再要围堵巨量的中国，更不会有效。美国真实的意图，不是围堵，而是加紧防范。对中国按法理和道义行事，它不可能围堵，根本就堵不住。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不按法理出牌，譬如对外国军舰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是否需要事先申请并获得中方批准，对外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收集情报是否触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都自有主张。对中国关于南海权益的定位，美国也有狐疑。对中国严辞反对美国航母进入广义上的黄海，美国还不太适应。

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是否变坏的问题，我们要全面看——在哪里变坏？责任在谁？依据何在？美国承担多少责任？我方是否没有责任？等等，恐怕要研究透彻。不怕有问题，只怕分析不清。譬如，对外国军机舰船进入我国专属经济区是否合法，在国际法上并无明确答案。恐怕中美也不愿求助国际法庭对此做出裁决，甚至国际法庭未必有意愿或能力对此明断。

因此，对于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环境是十分恶化，或是迄今最好，不宜轻易下结论。笔者认为，我国的发展对周边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而外界又反作用于我国，这是作用与反作用。所有作用方，都希望和平，但均以自己为本位。虽然它们分享和平理念，但本位利益可能交叠矛盾，因此发生摩擦与冲突。

中国的发展向世界提出了一些新问题，绝非给各国添麻烦，而是要求国际社会共同研究这些问题，以协商谅解的方式，来分享人类有限的资源与空间。其中各方所借用的方式方法，应是尊重事实、尊重国际法、互让互给。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更要在这些方法上力争模范，听取各方事实，使用和完善国际法。在消耗资源的同时，创造新资源，塑造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与我国合作。以这种方式建国，我们不怕美国重返亚洲。

参考文献：

［1］刘建飞.美国对华政策何以“逆转”.探索与争鸣，2010（12）.

［2］沈丁立.中国的海洋利益及其实现.社会观察，2010（12）.

［3］沈丁立.忠告朝韩兄弟：战争不是游戏.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12.21.